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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尔诺贝利一日游:需签署声明承诺身着长衣长裤

  中国游客黄小婉最终选择的是一日游。她对记者解释,两日游意味着要在禁区里的酒店住上一晚,身体受到的辐射也会增多。考虑到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,这种担心并不是个例。

  爆炸7个月后,石棺终于建成,盖住了4号反应堆。2016年,旧石棺30年使用年限到期,被新石棺取代。新石棺由28个国家援建,耗资15亿欧元,使用年限是100年。100年后将如何应对,仍然未知。

  爆炸发生后30个小时,近5万居民才被通知撤离,超过1000辆巴士抵达普里皮亚季,居民只有两小时撤离时间。政府承诺,撤离只是两三天。当时,人们都还天真地以为还会回到这里。

  而现在,怀着好奇或冒险的心,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又纷纷回到切尔诺贝利。

  人类记住灾难的方式多种多样,在切尔诺贝利,一种方式是将它变成旅游目的地。乌克兰当地旅行社推出了切尔诺贝利一日游或两日游套餐,只有成年人可以报名参团。如果是只有两三个人小规模的“深度游”,需要支付每人每天300多美元的费用。根据路透社的消息,自美剧《切尔诺贝利》5月播出以来,去那里的游客人数飙升,当地一家旅行社5月以来预定量增加了40%。

  向导阿列克谢告诉刘征博,旅游业收入的一定比例,会用于援助回到这里的居民和其他受辐射者,尽管还远远不够。

  2016年,切尔诺贝利禁区被划成了自然保护区。此前曾有传言,辐射造成了当地生物的基因突变,狼的数量激增到300多头。有科学家专门就此问题去调研,发现狼的数量既没有增加,也没有减少,同未污染地区的一样。

  两个月后,露德米拉生下了一个女儿,但4个小时后,这个女孩就死了。她救了露德米拉,像一个避雷针,她替母亲吸收了辐射。

  若不是计数器不断起伏的数字与声响,与旅游大巴上循环播放的事故纪录片,除了破败,游客对切尔诺贝利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

  但是,想要看到怪物的游客们要失望了。这里没有传说中的硕鼠,也没有变异的大鱼,偶尔能见到一些动物,但看不出什么异样。在核反应堆附近的草坪上,黄小婉看到几条狗在打闹,她盯着看了很久,发现“还挺正常的”。

  报名之前,另一位中国游客卢桢也有点担心辐射。得知他去了切尔诺贝利,有朋友问他,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?

(责编:罗昱、高红霞)

  就像所有无人居住的农村呈现出来的那种破败感一样,这里几乎听不到鸟叫声,也看不到什么人影,年久失修的大门散发着腐朽的气息。

  整个旅行始于管控区外围的第一个检查站。检查站的士兵会按照旅行社递交的名单仔细核对护照。游客还需要签署一份声明,承诺会身着长衣长裤,不触碰隔离区里的任何物品,皮肤不与地面、草木、建筑有任何接触。

  “那些人现在都不在这里了,小孩的笑容也不会再在这里出现了。”这种对比带给卢桢一种剧烈的冲击,“这比建筑本身的破败还要震撼。”

  事故发生前,这座为了核电站而生的城市曾聚集了高科技人才,是乌克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。

原标题:切尔诺贝利一日游

  事实是,这里成了禁地,只有极少数人最后真的回到了这里。

  3名英勇的潜水员也拥有一座纪念碑,灾难发生后,消防员第一时间灌注的水在水泥板下方积成了水坑,如果不是这3名勇士潜入地下室将排水阀门打开,成功将水排干净,一旦放射性岩浆接触到水,将引发比第一次爆炸更具毁灭性的灾难。

  游客们现在只能从大巴车上的纪录片画面里认识这座城市:标准的苏式建筑分布在开阔的道路两旁,穿着制服的科技工作者们开着车去上班,推着小车去超市购物,据说,那是当时乌克兰区域内唯一一家超市。正在举办运动会开幕式的体育场,一个儿童正高兴地和妈妈待在一起,拿着气球和糖果蹦蹦跳跳。

  几天后,瓦西里的尸体和他的所有物品都被塞进一个锌制的棺材里,安葬在莫斯科公墓。处理事故的特别委员会告诉露德米拉,不可能交出她丈夫的遗体,因为他有强辐射。如果有人抗议,他们会说,死者是英雄,是国家的英雄,不再属于任何人了。

 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中心,每当一位外国观光客出现,几分钟内就可能被人用带着俄式口音的英语搭讪,“切尔诺贝利,YES?切尔诺贝利,NO?”搭讪者的手中晃着介绍切尔诺贝利的小册子。

  因为辐射,有的孩子生下来即有畸形。有位母亲对遭受了辐射的女儿束手无策,写了十几封信给科学家: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,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,我不要她死掉,她成为实验室青蛙、兔子都没关系,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。

  回到中国后,黄小婉没有再穿参观时的那件大衣,对核事故的恐惧多少残留在她心里。她也没有留下与切尔诺贝利的一张合影,因为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融入到场景中,“是要笑还是怎样”。她看到过笑着比出胜利手势的游客,但她觉得,做出什么表情都与切尔诺贝利不太搭调。

  当年,工人们在遭受强辐射的情况下,在4号反应堆上用半年多时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的石棺,以抑制辐射物外泄。今天,计数器在这里记录的数值仍达到正常辐射值的400多倍。

  “当时不知道其实没那么危险。”卢桢说。实际上,目前在切尔诺贝利一天人体所受的辐射量在3~5usv之间(usv为辐射剂量的基本单位之一),约等于乘坐一次跨国航班所受辐射量的八分之一,相当于做一次胸透CT所受辐射量的两千分之一。

  旅行社的路线里,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当年因核电站而繁荣、后来被废弃的城市普里皮亚季。它距离核电站仅有3公里,事故发生后变成了一座“鬼城”。

  临走前,刘征博在那里买了一件T恤,算是对当地的微薄支持。作为一名游客,他只能做这么多了。

  但从2011年起,根据乌克兰政府的决定,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地区对普通游客开放。其实在此之前,私自进入这一区域考察的游客就已存在。

  他们说,搬到别处后,当地人讨厌他们,说他们身上有辐射,他们又回到了切尔诺贝利。

  走进切尔诺贝利镇,经过苏联第二大雷达“莫斯科之眼”,第一个有着人居痕迹的是被树林包围起来的幼儿园。

  几乎所有来访者都对这里印象深刻。青黄色的苔藓爬满了路面和阶梯,虫子在植被中穿行,走在那里,黄小婉感觉,掩藏在树林中的学校、医院、酒店等建筑已宛如一体,干裂的游泳池、残破的看台、生锈的碰碰车,到处呈现出一种末日般的景象。

  还有的孩子连看一眼这个世界的机会都没有。中国游客刘征博(应受访人要求化名)走进了接诊孕妇的126号医院,他看到了窗边一份发黄的医疗记录,上面记载了当时流产的孕妇,那些母亲们的名字、职位、年龄都被漂亮的字体一一写在了上面。他的向导阿列克谢坚持用乌克兰语把那些名字一个个念了出来。

  事故发生的那天,这座城市的居民跑到了阳台上,人们把孩子抱起来说:“看啊!要记住这景象!”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反应炉散发出来的深红色光芒。

  去切尔诺贝利之前,黄小婉就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里知道了这个故事,“太压抑了”。令她难忘的一个细节是,瓦西里看到病床前放着一个橙子,想拿给妻子吃,妻子却被护士提醒,那个橙子也带有辐射。“温情和灾难的对比”,黄小婉感慨。

 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发生了。

  当地政府默认了这些返乡者的存在,并且持续调查这些人的健康状态。多年以来,他们生活在禁区,在这里种菜、养鸡、养猪、钓鱼,在这里生活并在这里死去。在一些节日,比如“复活节”,还会几个人聚在一起唱歌、跳舞、喝伏特加。复活节对这些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——1986年的可怕灾难发生时,人们也在为庆祝复活节而忙碌。

  儿童是核事故中脆弱的群体。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统计,核事故发生之后,有239万多人因核事故患病,其中,45万多人是儿童。

  关于切尔诺贝利,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笔记录下了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。在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一书的结尾,她这样写道:“书中的人已经见过他人未知的事物。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记录着未来。”

  其中有个消防员叫瓦西里,那天晚上,他告诉身边怀孕的妻子露德米拉,反应炉失火了,自己去去就来。

  在整个禁区的核心——4号反应堆,也能找到与孩子有关的故事。此处一座纪念碑旁的墙上刻下了一群消防员的名字,他们是第一批到达事故现场的救援人员,当时他们对面临的危险一无所知。

  卢桢也是一位父亲。看到那些书籍和写了一半的日记,他觉得像是能看到这些年幼的生命在事故中的消逝与迁徙,“感受到的是给他童年带来的巨大阴影和改变”。

  (尹海月 顾航瑜)

  5个小时后,妻子在医院里见到了瓦西里,他全身肿胀得几乎看不到眼睛。医生告诉露德米拉,不准抱他、亲他、靠近他,她的丈夫现在是个小型的核反应炉。

 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,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,8吨多的强辐射物质混合着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喷涌而出,随着大火进入大气之中。

  有人从避难处步行70公里跑回来,拉开铁丝网,钻了进去,回到家里。有人回来以后,抓了一把泥土放进嘴里,发誓“再也不离开这里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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